古代的“士”有机会得到名茶，有条件品茗，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；茶助文思，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。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。可以说，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

　　“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，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　此处所说的“士”是已久仕的士，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，或官或吏。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，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，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，”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。

　　中国的“士”就是知识分子，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“入仕”。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，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。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，给个“地师级”、“县团级”官儿做做，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，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。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。

　　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，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，晋有张载、左思、郭噗、张华、杜育，南北朝有鲍令晖、刘孝绰、陶弘景等，人数寥寥，且懂品饮者只三、五人而已。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，不仅品饮，还咏之以诗。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、皮日休、杜牧，还有李白、杜甫，陆羽、卢金、孟浩然：刘禹锡、陆龟蒙等；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、苏城、陆游，还有欧阳修、蔡襄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。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，如魏晋名士“竹林七贤”，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，刘伶更是拼命喝酒，“常乘一鹿车，携酒一壶，使人荷铺随之，云：死便掘地以理”。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，一改“狂放啸傲、栖隐山林、向道慕仙”的文人作风，人人有“入世”之想，希望一展所学、留名干秋。文人作风变得冷静、务实，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。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，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：担任茶道的主角。

　　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：

　　一则，他们多有一官半职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。贡茶以皇帝为先，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“先尝为快”；

　　二则，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，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，既然“穷春秋，演河图，不如载茗一车”，茶中自有“黄金屋”，茶中自有“颜如玉”，当年为功名头悬梁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，所以，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，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，著之以文传播茶艺；